7月20日，由厦门大学经济学科主办的2020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暑期学校首次线上开讲，本次暑期学校师资由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流学者、专家组成，开幕当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裴长洪教授首先带来题为“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精彩演讲。

裴长洪：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第十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

裴长洪老师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出发，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三个观点：第一、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和新规律；第二、要有历史眼光，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与应用；第三、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论，深刻阐述新中国成立70年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内在联系和重要区别。

接下来，裴长洪老师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审视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认识，并围绕以下八个方面的继承与创新关系跟各位学员分享了他对新中国70年党的经济思想和理论认识。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题。

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愿望和梦想，是新中国70年前后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一致的追求，其理论认识的一致性和行动目标的一致性都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这也是新中国经济理论第一个前后一贯的理论认识命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中国有机会更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有机会反思苏联体制机制模式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矛盾，有机会比较不同所有制结构和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效率，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和经济理论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实践和思想认识创造了历史性契机。新中国后40年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在怎样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课题上，做出了新的回答，创造了新的辉煌。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这一历史性主题上，新中国70年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是前后一致性的继承关系，在怎样建设现代化国家这个问题上，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

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生产、 剩余价值最大化和资本所有者利润最大化。那么，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什么？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给出了答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第一个特点。在这个问题上，新中国前30年和后40年，党的指导思想是始终一致的。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第二个特点”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从理论表述和党的宣传工作上，新中国前30年和后40年没有多大区别， 但是在经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 经济政策和实践效果来看， 两者确实有很大差别。总的来讲，就是新中国后40年，在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认识方面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并且主要体现在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上，以及怎样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上。

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新中国前30年党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视对国情的研判，这是认识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前提；其次，强调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再次，把发展国家科技实力与社会政治革命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复次，生产力的提高可以分阶段实现；最后，国民经济运行中需要各种关系的平衡。新中国前30年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党十分宝贵的思想财富，它直接影响甚至完全被后40年的思想认识所继承。在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问题上，新中国后40年最大的创新和贡献是对资源配置方式和互联网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认识飞跃。尤其在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我国正在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判断，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新的认识飞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突破性创新。

第四，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

新中国前30年所有制改革的历史遗产是城市单一的公有制：国有工商业、集体手工业以及农村单一的集体经济，带来的后果是在微观组织中的分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生产效率难以提髙，宏观上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扭曲。“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今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概括。与新中国前30年相比，有着极大的突破和创新，但也仍然是在继承条件和基础上的创新，两者之间的联系仍然是不能割裂的。坦率地说，新中国后40年在所有制改革问题上的突破，并不是由于经济理论的突破，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突破，是实践先行的突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伟大创造。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既坚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实现了让非公有制经济发挥灵活机制的更大作用，体现了制度包容性和促进生产力更大发展的制度优势。

第五，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

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之奋斗，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更大范围、 更大规模的团结力量， 这是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各方面关系、 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出发点，也是他写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动机。新中国后40年， 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党的一贯主张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并且有新的重大认识飞跃和创新发展。从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兼顾”到“五位一体”总体建设思路，从“十大关系”到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习近平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以及前30年和后40年党在农业、农民、农村工作中连续一贯和持久不懈的努力，脉络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前30年后40年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关系协调上的继承性和创新性，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观点和有机整体。

第六，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围绕这个目标和战略，毛泽东思考和论述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建设，包括产业体系、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收人分配问题、城乡、 区域的生产力空间布局、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发展对外经济联系，整个脉络十分完整和清晰。新中国后40年，对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做过系统思考和论述的是习近平，中国现代经济体系是一个包含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开放体系的“有机整体”。与毛泽东相比，习近平对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思考和论述是与时俱进的， 更具有时代的实践意义， 但是他的逻辑思路和理论范式与毛泽东一脉相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色亮丽鲜明。

第七，社会主义的对外经济联系。

新中国前30年，在对外经济联系的问题上，党中央思想是很开放的，当时已经提出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办独资企业或与中国人办合资企业这类问题了。对于如何利用外资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提出了应当遵循的正确原则：如 “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要“在服从中国政府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引进外国投资；以及要“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要避免“因此受垄断、受控制”等。新中国后40年，邓小平率先系统论述了对外开放的思想，他把“对外开放”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特别是利用和引进外资的主张，与新中国前30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邓小平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仅是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创新，也是我党以往经济工作实践和以往党的政策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第八，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70年，党在许多建设实践和理论认识问题上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唯独对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一以贯之。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必须通过先进思想引领和组织引领，才能巩固和发展，而党的领导就是这种思想引领和组织引领。邓小平的思想和毛泽东是相通的，但邓小平反对讲空头政治，他同时强调离开经济这个主要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江泽民丰富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政治与经济、与其他工作的关系，系统论述了讲政治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多次强调：“学习是基础，政治是大局，正气是保证。他指出，全党同志要“讲政治”、“ 顾大局”、“ 守纪律”。习近平更是把讲政治提髙到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认为：“ 讲政治”是“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之根本保证，是“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之根本途径。

文丨经济系2018级博士生 史九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