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承办的“201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暑期学校”在厦门大学开幕。作为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暑期学校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来自全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科研单位的150余名学员参加此次暑期学校。

厦大经济学科王艺明教授为营员们带来第二讲。

授课嘉宾：王艺明教授

课 程：经济增长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1978年到2015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65%，而在这个期间，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3%。另一方面，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越来越成为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

但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以丰富的历史数据指出，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大。以20世纪的统计数据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和财富不均等程度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

以美国为例，1970年以来最富裕的10%人口的财富份额占全部人口总财富的70%以上，同时这部分人口的收入份额接近全部人口总收入的50%。在所有欧美发达国家中，财富都不断向最富裕的人群集中，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低于10%，可以说他们近乎一无所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引起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皮凯蒂指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的不合理性，主要在于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核心和基础。一方面，最富裕的人群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精英集团，他们所拥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深刻影响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前景，所形成的不平等等级结构已经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另一方面，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使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标榜的“美国梦”走向破灭，过去美国人都深信不疑，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美好的生活的信念已经不复存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形成一个“遗产型资本主义”或“食利者”社会，子女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庞大的“世袭中等阶层”已经形成。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只要收入和财富的获得满足程序正义原则，也即收入和财富的初始获得是公正的，且后续财产的转移也是公正的，那么由此而形成的分配结果就是公平的，无需调整，不管差距有多大。皮凯蒂则认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既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后果，又加深了资本主义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他在这方面的认识要比很多西方学者深刻得多。

习近平同志指出，尽管皮凯蒂对西方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研究还没有涉及到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他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所揭示的问题是值得深思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加剧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从资本积累到人口过剩、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的有机链条，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经济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分配不均等问题的有力武器，从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但其基本原理和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有解释力。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配问题，给出了以下基本假设：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标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而只有资本家，而不是工人，才能进行资本积累或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家攫取的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在这个基础上，又可以得到马克思的另一个重要假设，雇佣工人并无任何储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做了强有力的假设：工人无非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而资本家无非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机器。马克思从多方面论证这个观点，如工人在经济繁荣时期进行储蓄，在经济危机时期又会失去自己的存款；在就业期间进行储蓄，失业时又会失去存款；在退休前进行储蓄，退休后又会失去存款等。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储蓄作为资本，增强了资本的力量，让资本从工人的储蓄中获取利润，“这样，工人只是加强了自己敌人的力量和他自己的依附地位”。

从马克思上述理论出发，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加剧的现象：对于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即为其收入，资本即为其财富，随着劳动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资本家会占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和资本；而工人工资收入只能用于维持其生存，无任何储蓄从而也不占有任何资本。因此，两个阶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必然越来越大，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不可避免，而始终处于不拥有任何资本的“赤贫”状态又决定了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

那么，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是否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呢？

《资本论》发表150年以来，经过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西方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以协调劳资关系，如通过劳动法限制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标准，赋予工人游行、集会和罢工等权力，推出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包括给予工人失业保障、医疗保险和劳动保险等，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建立了义务教育制度等，同时，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还可以通过劳资谈判来缓和矛盾等。一方面劳资关系有所协调，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实际工资不断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2014-2015年全球工资报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接近1:1的关系。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似乎也并非“无任何储蓄”，以美国为例，利用劳动者储蓄进行投资的企业年金基金已成为美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企业年金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资产占整个股票市场的近1/3、债券市场近的1/5，覆盖了全国近一半的劳动人口。

就直接的社会现实而言，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亲眼所见的事实是，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被长期挤压在维持其生存的界限附近。而一百多年后，斗争的结果使工人们争取到各种保障和权益，多数劳动者不再在贫困中生活或接近于仅能糊口，这说明尽管马克思有很强的预见性，但不能生搬硬套他的某个观点或结论，而是应该把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我们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试图应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的形成机制，以及这种分配不均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这个分析框架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特征：① 阶级分析。模型中包含两类经济人——工人和资本家，据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增长与产出在两个阶级之间的分配规律，所得到的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1940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情况。② 劳动价值论。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区分了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提出了对商品生产过程的新的建模方法。在建模时还考虑了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等假设。

我们的分析框架既具备上述特征，又结合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特征，如不但资本家可以进行投资，工人阶级也可以进行投资并获得资本收益，但实际上这并不会改变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应用我们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可以很容易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宏观政策等领域的研究。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和所得到的结论，对于分析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条件下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的成因和治理也有借鉴意义。

开展理论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对若干重要理论问题进行分析。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假设。

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继承了经济人概念合理的一面。借用科西克的话来说，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不是从‘经济人’出发，而是从系统出发。它从系统角度把‘经济人’定义为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中的一个充分规定了的要素”。为此，科西克指出，马克思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概念，把它界定为某种人格化的经济范畴，具备一定的阶级关系，同时承担着相应的阶级利益。曾启贤1989年在《经济研究》的论文认为不能完全否定经济人假设，该假设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使用的。孟捷在2016年出版的专著中指出，经济人或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是理论上抽象，它只涉及特定经济结构下人的特殊类型的行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和动机是由他所属的阶级利益决定的，如资本家的动机在于尽可能多地占有剩余价值，而工人则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进而可以得到工人无任何储蓄的假设。

我们假设存在两类经济人或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工人和资本家。明斯基在工人无储蓄这种“勇敢的”“极端行为假设”外，还进一步假设资本家的利润不用于消费支出，进而论证了卡莱茨基关于投资决定利润的观点。这种假设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工人无任何储蓄，或者资本家完全不消费，而是通过抽象的假设更直接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我们放宽“工人阶级无任何储蓄”的假设，工人也可以进行投资并获得资本收益，但我们将证明这实际上并不会改变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在马克思经济学框架下，通常假设工人阶级无任何储蓄。由于积累只是资本家的职能，且积累的源泉完全来自剩余价值，与之对应，马克思假设雇佣工人并无任何储蓄，现有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文献也多采用该假设。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文献中研究工人储蓄和投资行为的不多，如冯金华2010年的论文在分析劳动市场时讨论了工人的储蓄行为，还有如后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在其分配模型中假设资本家和工人都有储蓄倾向，但对分配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投资量及其增长率，即著名的“剑桥方程”。我们假设，不论工人或资本家，又或者是兼具两者特征的一般化经济主体，他们的异质性都仅仅体现在初始资本禀赋不同，对其储蓄倾向不做假设。这样可以更直接判断初始资本禀赋对收入、财富分配结果的影响。

同时，我们假设资本家也可以进行消费，也即资本家将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其余部分用于投资，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么假设的出发点是，消费会满足两个阶级的“社会需要”。

马克思指出，“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需要，是由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例如，资本家的社会需要取决于他们攫取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中不同部分的比例，而工人的社会需要则完全受限于其获得的工资。我们不能把孤立的个体作为分析社会需要的出发点，而应该从整个社会或整个阶级着手，经济人的社会需要应是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对最终产品的消费能满足两类经济人的“社会需要”。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是生产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的劳动过程，一是商品价值的形成过程。马克思着力阐明了这两个方面的区别。① 劳动过程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劳动者的劳动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的源泉，资本家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也同样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的源泉。因此，把威廉•配弟所说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改成“劳动是财富之父，生产资料是财富之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成立的。② 价值形成过程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新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是形成商品中新价值的唯一源泉，而生产资料并不创造任何新价值。

以生产资料所起作用的不同方式来看，很容易区分这两个过程。以机器为例，它们整个地进入劳动过程，或者说，在劳动过程中机器设备是整个地发挥作用的；但在价值形成过程中，机器设备仅将其损耗或折旧部分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中去。而在这两个过程中，劳动者所起的作用方式也不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是有目的的、具体的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是无差别的、抽象的劳动。

马克思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这两个过程，假设在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劳动者通过一小时的劳动把a磅棉花变成b磅棉纱。① 如果考察劳动过程，是劳动者1小时的劳动与a磅棉花等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出b磅棉纱的过程。刘树成和周思毅1985年的论文指出，可以用生产函数来反映一定条件下（如平均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与其产品产出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如b磅棉纱=F（1小时劳动，a磅棉花），这些生产要素和产品之间的数量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且量纲各不相同。马克思实际上定义了线性齐次的生产函数：在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下，12小时的劳动可以把12×a磅棉花变成12×b磅棉纱。这意味着12×b磅棉纱=F（12小时劳动，12×a磅棉花），也即生产函数F是线性齐次的。② 如果考察价值形成过程，则b磅棉纱的价值=1小时劳动创造的新价值+a磅棉花转移的价值，即产品的价值等于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加上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表现为线性关系。

现有文献多数采用线性生产函数如里昂锡夫或冯·诺依曼生产模型来定义这两个过程，后续数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多采用这种生产函数设定。

实际上，这种设定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这类模型一般考察存在多种商品的生产过程，在建模时常常假设投入生产的商品的折旧率为1，即不存在固定资产。如果要引入固定资产，那么在模型设定和求解上往往较为复杂。这类模型较难体现马克思关于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整个地进入劳动过程、部分地进入价值形成过程的观点，要进一步扩展也较难。其次，当存在某种要素投入是无法生产的，线性生产函数通常也较难适用。

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里昂锡夫或冯·诺依曼等线性生产函数。应该说，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任何生产函数，劳动价值论都是成立的。因此，我们的理论模型对劳动过程定义了更一般化的线性齐次生产函数，以期克服线性生产函数设定的局限性。

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劳动力价值与工资的决定。马克思将劳动力价值定义为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将劳动力价值或其转化形式——工资定义为劳动力在生理上绝对必需的最低界限。

马克思又指出，“和其它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在具体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从长期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呈上升趋势，其原因是什么？罗默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哲学的论述出发，“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认为劳动力价值由源自生产方式的复杂因素，即生产技术的复杂性所决定。荣兆梓2009年的论文也提出类似观点，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进步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这就使得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数量不断上升，进而使得劳动力价值很难下降。我们的模型设定结合了上述假设，认为工人实物工资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

关于劳动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愈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愈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愈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说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会提高劳动生产力，“生产资本越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越扩大”，因此可以假设劳动生产力和人均资本存量同步增长。

《资本论》发表150年以来，工人围绕着工资水平、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劳动保障和医疗保险等，与资本家展开了长期的斗争，但工资仍不会脱离以下限制，其下限是必须保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说最低限度的生理需求，另一方面又不能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例如，不可能使得剩余价值为负，或者使工人富裕到无须再出卖劳动力。

现在就我们理论模型所得到的结论进行分析。首先，放宽“工人阶级无任何储蓄”的假设，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观点依然成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和动机是由他所属的阶级利益决定的。对于资本家，马克思的观点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标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只有资本家，而不是工人，才能进行资本积累或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家攫取的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

另一方面，马克思假设雇佣工人并无任何储蓄，该假设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所构建理论模型的重要特征就是，不但资本家可以进行资本投资，工人也可以进行资本投资，获得资本报酬。这个设定符合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存在利用劳动者储蓄进行投资的企业年金的客观事实。

然而放宽上述假设实际上这并不会改变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在我们的模型中，假设两类经济主体的初始资本禀赋不同，资本家拥有整个社会的资本，而工人则不拥有任何资本，也即工人是“赤贫”的。

研究发现，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工人将始终保持“赤贫”状态。也即无论社会经济如何增长，初始资本禀赋为零的工人阶级，其对资本或财富的占有将始终保持为零。整个社会的资本或财富将全部为资本家所拥有，且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或财富会不断增长，两个阶级的贫富差距将不断增大。

我们的结论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我们研究发现，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工人的实物工资会不断上升，但两个阶级的最优化行为会导致工人的所有劳动收入只用于消费，而不会选择用于投资，因此工人的工资只用于维持其自身及后代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这一方面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观点，同时可以解释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的，在美国和多数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最贫穷的50%人口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也即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这些国家的劳动者工资虽然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但劳动收入仅用于满足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仅用于生活所需，说明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成立。

对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存在利用劳动者储蓄进行投资的企业年金的事实，其解释是，同一时期内同时存在着年轻工人和退休工人，年轻工人创造的新产品扣除掉交给资本家的剩余产品，除了生产和再生产自身劳动力外，还需要分配给退休工人以维持其基本生活，也即，企业年金、养老保险等制度安排保证了工人在退休后仍能维持基本生活，这反映了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力价值的决定还包含历史和道德的因素，但就整个工人阶级来说实际并无储蓄。另一方面也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由源自生产方式的复杂因素，即由生产技术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观点。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工人的实物工资不断上升，正如荣兆梓2009年论文所指出的，这意味着为了适应劳动生产力提高对劳动力素质的更高要求，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数量增加了，必须提高劳动者的体力、能力、文化水平及其他劳动技能，从而也就需要消费更多的生活资料。

其次，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使工人实物工资增加，而资本家的资本和财富也增加，从而缓和阶级矛盾。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使工人的实物工资上升，但劳动力价值（以时间衡量）保持不变。实际上资本家占有的实物剩余价值以及资本、财富均逐期增长，而工人拥有的资本或财富始终为0。

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资本家无需提高剥削程度，即可持续占有更多剩余价值。同时，工人的实物工资和消费也逐期率增长，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两个阶级的矛盾。我们计算了衡量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注意到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下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其主要原因是工人的实物工资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而每期以劳动时间衡量的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相应的每期以劳动时间衡量的剩余价值也不变，因此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

但在短期内，可能存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提高的现象。例如，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虽然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如果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实物工资保持不变，则必要劳动时间会降低，剩余价值率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会提高。但从长期看，如果实物工资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则剩余价值率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会保持不变。

两个阶级矛盾的缓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家仍然占有整个社会的资本和财富，工人始终无法摆脱“赤贫”状态，随着时间的推进，两个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是阶级矛盾扩大的基础。我们的理论结论支持马克思的以下判断，即工人阶级虽然生存状态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仍然除了必须的生活资料外一无所有，他们如果不依附于雇佣资本，他们将面临失去一切。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存在的阶级固化现象。考虑一般化的经济主体假设，即经济体系中不仅存在工人和资本家两类经济主体，还存在其他类经济主体，他们即是劳动者又进行投资从而获得资本报酬，这比较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我们分析指出，每类经济主体的劳动供给在期初即固定在其均衡水平上。对于每类经济主体，我们分析其消费与初始资本禀赋的关系，初始资本禀赋占比越高的经济主体，其期初对最终产品的消费数量也越多。每类经济主体在各期的消费增长率均相同，因此期初消费量越多的经济主体，在随后各期的消费量也越多。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存在阶级固化现象，也即，经济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以其收入、消费和福利水平来衡量，完全由其初始资本禀赋所决定。初始资本禀赋高的经济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将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拥有较多的收入、消费和福利，并且这种状况不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改变，两者在收入、消费和福利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第四，劳动生产力提高条件下商品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变动规律。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以劳动时间衡量的单位最终产品的价值量是降低的，这个结论符合马克思“劳动生产率总的来说无非是……把单位产品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的观点。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工人的实物工资会同比增长，但其必要劳动时间或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这个结论可以较好地解释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的长期变动趋势，即实际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力增长之间存在接近1:1的关系。

第五，劳动生产力提高条件下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规律。马克思建立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可以从物质形式和价值形式两个方面考察。从物质形式来看，随着技术进步，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资料数量相较于劳动力数量的比例上升，这个比例被称为资本技术构成。从价值形式来看，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关系，被称为资本价值构成。资本价值构成恰好等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之比。显然，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变化所决定的，马克思把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并认为，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会逐步提高。

在我们的模型中，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资本家拥有并投入生产的资本量同比例增长，而雇佣劳动量保持不变，因此资本技术构成会不断提高。从价值形态来看，注意到劳动力价值或必要劳动时间保持不变，资本有机构成是否逐步提高，就取决于对资本价值的计算方法：①如果以资本家取得资本的“历史价值”来计算资本家投入生产的不变资本，那么随着投入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② 如果以资本的“现在价值”来计算资本家投入生产的不变资本，注意到随着劳动生产力提高，单位资本的价值不断下降，虽然资本家投入生产的实物资本量不断增长，但其总价值保持不变，此时资本有机构成保持不变。从马克思的相关表述来看，应该是采用一种计算方法。因此，我们的理论模型支持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观点。

对理论模型分析得到的第五个结论是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财富和收入分配。

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当资本收益率>经济增长率成立时，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大。

在我们的模型设定下，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会导致该条件成立。但如果仅有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则无法观察到皮凯蒂所指出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扩大的现象。我们所得到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保持不变的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美国和欧洲近几十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动。

图1是美国1810-2010年的财富不平等状况。从1940年以后，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占全部人口总财富的比重，基本在30%-35%的水平上；最富有的10%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占全部人口总财富的比重，基本在65%-70%的水平上。上述两个比例在1940-2010年的70年间基本保持稳定，而剩下90%人群所拥有的财富比重，基本在30%-35%的水平上，这些经验证据可以支持我们理论模型分析所得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各阶级财富分配保持不变的结论。

图1 1810-2010年美国的财富不平等

图2是美国1810-2010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从1940年以后，收入最高的前1%人口的收入占全部人口总收入的比重，出现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是我们的模型无法解释的。注意到前1%人口收入占比在2000-2002年间和2008-2010年间出现了两次大幅下滑，恰好是互联网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期间，这说明前1%人口收入占比在1980年以后大幅上升的原因很可能是资产价格上涨。如果剔除掉前1%人口，收入最高的前5%-1%和前10%-5%人口的收入占比则基本保持稳定：从1940-2010年的70年间前10%-5%人口的收入占比基本在10%-12%的水平上，相当稳定；前5%-1%人口的收入占比有小幅上升，大约从12%上升到16%。这些经验证据基本支持我们理论模型的发现，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各阶级的收入分配保持不变。

图2 1910-2010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综合来看，我们理论模型的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情况，特别是1940年以后，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但无法解释美国收入最高的前1%人口的收入占比变动，主要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是“超级经理人”群体的兴起，他们通常是大公司的高管，报酬极其优厚，包含股票期权等能转化为未来收入的报酬，他们的出现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大幅提高了前1%人口的收入占比；其次；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产价格波动，特别是泡沫形成和破灭的影响，有较大波动性。上述都是我们模型没有考虑的因素。

第六，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马克思视角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与西方经济学对收入和财富等分配的定义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对于收入和财富等分配，仅考虑不同人口或家庭在收入和所拥有财富方面的不均等性。在马克思视角下，商品价值是由无差别一般人类劳动所创造的，因此经济主体如人口或家庭所拥有的收入和财富应与其劳动供给相匹配。以收入为例，整个经济的收入分配最符合马克思主义正义的情况是，每类经济主体的收入都与其所提供的无差别劳动都匹配，即实现“按劳分配”。其背后的逻辑是很清晰的，既然新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当然也应按每类经济主体提供的劳动来进行分配。举例来说，假设经济体内有两类主体，一类主体拥有全部资本且是完全的“食利者”，另一类主体则不占有任何资本且是完全的劳动者。如果“食利者”的资本报酬刚好和劳动者的劳动收入相等，那么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这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是完全均等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食利者”并未创造任何价值，其收入来自于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以偏离“按劳分配”的程度来衡量马克思视角下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

类似的，我们可以定义马克思视角下的消费和财富分配，可以证明，初始资本禀赋越高的经济主体，其拥有的消费和财富水平越高，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消费和财富分配不均等程度要比西方经济学中定义的高得多。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定义消费和财富分配偏离马克思视角下分配正义或“按劳分配”程度的衡量指标。

我们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条件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会使得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加大，而且会偏离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正义。我们研究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形成机制，对于分析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条件下的分配不均等问题也有借鉴意义。要解决我国在当前发展阶段存在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现象，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方面要以资本税替代劳动税，可以考虑对房地产和资本所得课征累进税，设立合理的起征点和税率结构，通过合理税制来实现马克思视角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另一方面，要坚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提高国企经营效率，使国企确实起到压缩贫富差距的作用。

（完）